如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予以了规定。

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体现了国家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帮扶，属于典型的社会权。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日趋完善。

它具有平等性、法定性、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实现方式的多样性等权利特征。如提供免费的残疾康复用具，对残疾人的住房保障制度。但这种帮扶并不是国家出于同情和怜悯给予残疾人的简单施舍，而是国家基于残疾人对基本生存的需要所作的制度性安排，是残疾人作为社会一员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要求的体现。如提供职业培训、建立残疾人福利企业等。这样，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资金和服务支持，以弥补因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施保障所产生的不足，使得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得以真正实现。

公民获得政府救济的前提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费用，而且从其他途径也无法获得救济。此外，对照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可以发现，他人的参与或协助这一途径与社会保障权并不符合。对于这一要素的忽视，可能导致商谈过程中程序正义的失效，因为不受法律方法约束法律适用者完全可能对当事者表达的意见或诉求听而不取、任意地作出决定。

其次，在最终确定阶段，经过价值填充与类型化而产生的关于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为论证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前提，法律适用者需以此为基础运用衡量模式（原则权衡与利益衡量），在合理权衡案件所涉及各种法益的基础上，最终形成适用于个案的关于公共利益概念具体涵义的法律规则。被征收居民对该项目方案提出异议：在规划用地附件有一块荒地，只要将校址稍作移动，就可以避免征收私人房屋，政府对此的答复是，该荒地上有一个山坡，不利于学校的建设。在经过比例原则框架中三个环节的考量与衡量后，本案中两个法律原则——基于公共事业需要的原则（P1）与保护合法私人财产的原则(P2)——之间的冲突，其论证结果具有两种可能：① (P1﹥P2)C1 → D1[28]在本案条件C1下，基于公共事业需要的原则（P1）优先于保护合法私人财产的原则(P2)，即政府征收房屋的公共利益成立。[8]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通过 民主商谈程序将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决策置于广大公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财产征收、征用中的合理补偿问题仅仅是公共利益确立以后的问题。

从法律规范形式的角度看，《条例》所列举的五种公共利益类型可以视为初步确定公共利益范围的五项法律原则，即基于国防外交需要的原则、基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原则、基于公共事业需要的原则和基于保障安居工程建设需要的原则，这只是这完成了确定公共利益概念涵义的第一个步骤。实质主义研究进路显然没有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概念的这一属性。

基于此种研究思路，德国公法学者洛厚德提出了特定区域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之标准，将地域和多数决主义作为判断公共利益的客观基准。[13]这一目标的实现需透过程序主义的进路，让各方利益主体在平等、包容、排除外在强制与内在强制的法律程序中进行商谈、交涉与论证，最终达成价值共识，从而实现个案中的正义。按照德国学者阿历克西法规范理论，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初步确定性的法规范，[19]它只能提供大致的法律意向或意图。然而，公共利益毕竟是一个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3]由于其涵盖领域过于广泛以及语义的模糊与开放性，立法不可能对其涵义作出法律规则式的准确规定。征收方的答复是：该荒地上有一个山坡，不利于学校的建设。按照大陆法系通说，利益是一个基于价值判断或价值评价所形成的概念，意味着主体对客体（标的）所存在的积极关系,即标的（精神或物质）对主体产生有意义的或有价值的作用。只有通过这种机制所确定的公共利益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而这恰恰是我国当下相关法律制度最为缺乏的要素。

在有关公共利益的衡量中，均衡性原则往往要求公权力不能因为微小的公共利益去损害较大的个人权益。[4]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分别都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界定公共利益之职能——在一个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社会中，欲形成符合多数价值理念的公共利益概念，首先必需经过立法机关行使公共意志形成关于公共利益涵义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公共利益的模糊性、概括性与开放性，最具民主正当性的立法活动只能为公共利益的识别提供原则性的指导与框架，而不可能具体明确其内涵与外延，因而就需要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确立民主商谈的程序原则，让各种利益主体在行政程序、司法程序中经过平等、包容、排除外在强制与内在强制的论辩最终形成关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共识。反之，如果措施采用无助于、甚至有碍于结果或目标的达成，则不具有适当性。

[23] 参见蔡振荣：《论比例原则与基本人权之保障》，载氏著：《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4页。本文认为，由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属性，法律学视角下对其涵义的界定须以具体情形或个案事实为前提，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逐步明确其涵义，并最终形成公共利益涵义的明确法律规则。[25] 参见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3页。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法律学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的根本转向——从追求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转向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本文将以上述两个阶段为框架，结合一些具体案件，论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具体法律方法的运用。[18]从学理上分析，这五种类型的设置实际上是根据引起房屋征收的具体原因，结合公共利益概念的受益人的不特定性和多数性之特征，将房屋征收活动中的公共利益涵义划分为国防外交、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需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需要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五种情形。

另一方面，法官作出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合理和客观的事实和规范基础上，而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当事者从事的辩论活动对于法官判断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除了可以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传统保险项目，还应当将残疾人的康复、重度残疾人的护理等项目纳入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

作为基本人权的社会保障权，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权利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法定权利层面，那么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就不可能得到有力的保障。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和通讯工具等，均采用无障碍技术，并由政府监督实施。

这项权利的内容主要包括：其一，设立专项补助项目解决特定残疾对象的生活、就业、子女入学、配用辅助用具等困难。因此，所有公民都应普遍、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

而对他们予以援助的主体就是国家，只有国家才有法定义务，才有能力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予以持续、稳定、有效的援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帮助都没有这种实效性，而且也不具有法定的义务。如在我国，由政府出资为盲、聋、智残少年儿童兴办特殊教育学校，在义务教育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设立特殊教育普通高中和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但残疾人获得社会救助的情况更特殊，残疾人不同于简单的贫困人群，他们可能在经济困难、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同时，还存在身体或心理的残疾，他们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比健全贫困人群更差。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是残疾人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保障权。

它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8]其二，城市各公共服务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如优先购票或免费搭乘与寄递等(盲人)。

当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没有正常收入来源时，当然的享有社会保险权。但残疾人的社会保险权的内容相比健全人，更为丰富。

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理论上被概括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针对重病、大病、慢性病残疾人提供医疗救助金的政策。

我们称之为残疾人的特殊扶助权。这种特殊福利权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职业福利和特殊福利等形式。1883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疾病保险法》，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标志，这其中就包括了残疾人保障的规定。

但我们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目前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偏重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忽视对基本理论的研究。它属于基本人权、宪法权利和社会权的范畴，并且以生存和发展为其基本权能。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客体。即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相关国家机关和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提供的，能够满足残疾人某些方面需要的特定利益。

社会保险的项目大致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这都需要国家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